“1905年的开埠，是昆明首次开放的结果”

    云信：首先我们从纵向看，昆明经历过三次大的发展，一次是1905年自动开埠通商，一次是改革开放，还有一次是五年前新昆明规划开始实施。这三次大发展都有什么特点？

     龙东林：其实，昆明每一次的大发展，都是一次开放所带来的机遇。

     1905年的时候，滇越铁路即将全线修通，滇越铁路给云南沿铁路线地区的现代工业文明和文化，带来了新的发展和冲击。像蒙自、开远，当地的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和明显的进步。云南的第一个海关就设在蒙自，因为蒙自已经开通了国际贸易，昆明当时还只是一个分关。个旧的工业技术、设备也因为开放后的市场竞争而改进，一批新的矿老板开始在滇南一带发展起来。

     除了新的思想、观念、技术、视野，股份制的思想和方式也开始进入云南。1905年初，昆明的社会各界注意到了滇越铁路沿线地区因开放而带来的变革，昆明士绅陈荣昌、罗瑞图、王鸿图、解秉和等上书云贵总督丁振铎，请求援照湖南自开岳州、山东自开济南等的成例，将昆明“自辟”为商埠，自行开放。开埠区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开发区，当时昆明的旧城只有3平方公里，不具备招商引资的条件，于是就在城外开辟了3平方公里的一个商埠区，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大了，已经和当时的旧城区一样大了。商埠区内设立商埠局，其工作职能和我们现在的开发区管委会非常相似，负责吸引外国的企业来昆明经商、办企业。

     应该说，1905年的开埠，使昆明形成了一片新城和新的建筑规划理念。整个商埠区的规划，包括下水道，都是统一规划、成片开发。以金碧路为例，金碧路的建设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代表，它的设计当时是请国外的设计师来设计的，1997年我们拆金碧路的时候发现，它的下水道经过近一百年的时间都还是通畅的，这让大家很是惊讶。而现在我们昆明有的地方的下水道，经常是3年、5年就出现堵塞，就要打开来疏通。也就是说，从技术层面上来说，1905年开埠以后，昆明就已经引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规划理念和建设技术。昆明的第一次与世界接轨，就是开放的结果，是一个成功的开端和起点。

     张亚光：中国最早的水电站也是那个时候建起来的。

     龙东林：没错，当时的昆明人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巨大好处。同时物资文明的发展也促进了昆明人的思想解放，后来的重九起义，以及护国起义，都是受到这种改革思潮的影响。

   “1979年的改革开放，云南错过一些机会”

     云信：那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呢？

     龙东林：云南的改革有一个特点，是从工业开始的，我们的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直到1982、1983年才开始。昆明最早就是对工业企业的松绑、包亏（即亏损承包）、放权、让利。这是因为昆明工业化的起步比较早，第一次开放后，昆明的工业（比如机电，现在机电行业的基础都是那时打下的）、交通（例如滇越铁路）的发展有力的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应该说，云南的改革开放是巨大的，变化也非常深刻。

     张亚光：不过在那段时期，昆明还是错过了一些发展的机会。1979年，全国都在轰轰烈烈搞改革开放时，云南并没有被列为改革开放的地区，当时云南的工作中心是保持边疆、边境和民族的安宁及稳定，云南学习“思想解放”的时间延迟了，长期以来这一课云南并没有搞深、搞透。现在我和很多机关干部探讨问题时感到，他们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觉得，昆明最大的差距，就是观念上的差距。如果静下心来总结一下，我觉得有几点对我们的观念影响非常大。

     1979年到1989年是一个发展阶段，当时由于发展重心的问题，所以在思想上产生了第一个对经济发展的误区。这一误区导致我们对发展没有紧迫感。第二个阶段是1989年到1999年，这段时期是整个云南和昆明发展比较好、比较快的时期。大家都知道，我们云南是一个烟草大省，烟草的财税收入比较高。当时政府的思路是，发展农业促轻工，通过轻工业积累资金，特别是通过烟、糖、茶的发展积累资金，来确保云南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思路。那个阶段，云南、昆明的财政收入确实突飞猛进，排在了全国前五位，这让别的省份非常羡慕。那个时候我们有财力来解决和投入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等，使得昆明有能力开了那么一个世博会。而在1999年以后的几年里，我们没有抓住产业调整这个新的机遇，在工业强省方面，我们依然把烟草工业放在首要位置，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正在兴起的新兴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