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鹏飞

     他是第一位提出“仇和新政”的学者。他对仇和强调的昆明要发展软环境建设、昆明“两会”开幕式直播、公布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以及仇和在昆明“两会”时所发表的《告全市公职人员书》拍手叫好。

     对于有人说仇和是作“政治秀”，他直言“当然不是！”“我认为，无论是仇和新政还是昆明新政，其后面的推手是十七大的精神。在昆明亟需发展的局面下，还是需要像仇和这样的人。”

     石鹏飞，云南著名的“铁嘴”学者，且看他以惯有的犀利解读“仇和新政”。

    我为什么要提出“仇和新政”？

    人物简介

    石鹏飞：1948年生。1968年由上海赴滇当知青，历经磨难。1977年考入云大，留校任教，现为教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政治文化和性文化。民间有“铁嘴”之称。著有《老子读》《漫话漫画》等书籍。以本名和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数千篇，并开设有专栏。主编《云大报·成教版》。

    1994年起，在江岸小区创办“教授黑板报”推动社区文化建设，被《人民日报》等国内多家媒体报道，引起轰动。2003年4月，中央领导同志来云南考察时，专程到江岸小区观看了“教授黑板报”。

    “八当”可纳入经典文存

    云南信息报（以下简称云信）：“仇和新政”，近段时间成了媒体上的一个高频词，4月2日，我们在百度搜索栏中找到17万多篇相关网页，而由此衍生的“昆明新政”，更是找到100多万篇网页。据我们所知，你是第一位提出“仇和新政”的学者。

    石鹏飞：是不是第一位我不敢说，如果这个词是从《中国青年报》的相关文章里传出来的，那我可能是第一位。

    云信：为什么提出“新政”？能给我们讲讲当时接受采访的情况吗？

    石鹏飞：仇和刚上任时，《凤凰周刊》作过报道，报道称他为“中国政界中的异数和另类”，为此，我还真想见识见识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仇和思维敏捷，语言清新，作风硬朗，动作刚劲。

    譬如他说：“想到不一定做到，想不到肯定做不到”，这既区别了主观唯心主义，又突出了人的主动能动性；譬如他说：“经济落后是制度落后，制度落后是领导落后”，对“落后”这一现象准确地把了脉；譬如他强调昆明发展的软环境建设；譬如今年昆明“两会”的开幕式直播；譬如公布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仇和的解释是电话都联系不上，何谈血肉联系）；譬如在昆明“两会”时所发表的《告全市公职人员书》，要求公职人员始终保持公仆情怀，“心中想着老百姓，脑中想着老百姓，一切为了老百姓”，媒体评论这份“告白”一扫八股烂调，“八个‘当’字尽显赤子情怀”，“字字发自肺腑”，“句句情真意切”……

    在我看来，此“告白”可圈可点，不可多得，实可纳入经典文存，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到“昆明新政”的第一缕阳光。所以，我当时既提到了“仇和新政”，也说到了“昆明新政”，但我对《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说，“你们最好用‘昆明新政’，因为‘仇和新政’太突出个人了，但文章见报后，他们还是用了“仇和新政”4个字。

    先弄清：为何“公”改“私”？

    云信：这个“新政”中，你最看好的是什么？

    石鹏飞：第一是改革，改变了原有的经济成分。如，教育方面民办公办一视同仁，医改方面大力发展民办医疗，再如，把小区道路划出来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等等。

    云信：有人提出，把小区道路划出来，是“私改公”。

    石鹏飞：我不认同这种说法，这样说，会产生一个误区。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要“私改公”？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就是“公”改成“私”了，才有现在的“私改公”。为什么“公”会变成“私”啊？那是前面的规划出了问题，小区乱设置，本来应该畅达的马路，变成了小区内部的道路。而“公改私”以后，在现在的法理社会中就必须完全依法行政，这个是对的，没错！所以现在很多小区业主在要求他们的权益。现在一些小区由于道路的问题，变成和仇和交锋的一个焦点了。当然，“公”的变成“私”的，合理的是应该变，但是有些公共资源不能变成“私”的。

    云信：对昆明正在推行的“非禁即准”，你怎么看？

    石鹏飞：“新政”中的最重要一条，实际上就是强调非公经济“非禁即准”，尽管以前我们也在做，但是不是做得这么“坦诚”？这么强有力地推进？连家庭都可以成为注册场所，这本身也是非公经济“非禁即准”的问题，是在强化私有经济的发展。
有开放就容易有改革，有改革就容易有开放。因此，“新政”的第二大块面就是开放。仇和到昆以后，东部和西部的桥梁就建起来了。此外，招商引资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仇和每天都在接见不同的来访者，想把各种各样的资本引进来。有心的人，可以对此做个统计，做个分析，做个评判。

    光有一个仇和还不够

    云信：在班底的打造上，你注意到没有？仇和也颇下工夫。

    石鹏飞：2008年1月28日，仇和在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时提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积极推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前公示、公推公选、公推直选、勤廉公示、引咎辞职等做法，真正让想干事的有机会、能干事的有舞台、干成事的有地位，让不干事的有压力、干不好事的没市场、干不成事的挪位置”。

    这就是“仇和新政”的第三个方面——班底的打造。培养制度的接班人，体制的培养是很重要的，光有一个仇和是不够的，要打造一个梯队，用人来推动制度的建立，用制度化的东西把它巩固下去。要建立一种制度，不能因为领导人的注意力改变而改变，不能因为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云信：有人说仇和是作“政治秀”。

    石鹏飞：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有人说，仇和是“异数”、“另类”，那是站在官场的潜规则去看，说他是“异数”、“另类”者，无非是说他破了官场的“潜规则”。潜规则是政治运作中的“血栓”，你不能把破“血栓”的行为，说成是“异数”、“另类”；把维护“血栓”的行为，视作“常规”，这才令人诧异莫名了。

    曾经有人问我，“你觉得仇和背后的推手是谁？”我认为，无论是“仇和新政”还是“昆明新政”，其后面的推手是十七大的精神。仇和很强势，我看，价值取向正确，强势一点，何尝不可？在昆明亟需发展的局面下，还是需要像仇和这样的人。

    云信：仇和履新3个多月来，你是否还听到了其他不“悦耳”的声音？

    石鹏飞：当然。我也希望仇和有时处理问题能够再琢磨一下，如道路“私改公”的解堵，动机甚好，但产权转移恐怕还需妥帖，免留后患。此外，正如《中国青年报》的文章所指出，“光有一个仇和还不够，应该有很多仇和式的领导干部，蔚为风气，成为制度”，这样，“新政”才能从晨曦初露到旭日普照，不至于人在政在，人去政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