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结束，中央银行就随即践行会议确定的“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将因此被冻结近4000亿资金。调整后将执行的14.5%存款准备金率，创出20多年的历史新高。

    存款准备金率与利率、公开市场业务并称为传统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通常是指央行强制要求商业银行按照存款的一定比率保留流动性。这是央行今年以来第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之前每次上调0.5个百分点，这次上调幅度加倍；显示央行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的力度明显加大。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结构政策并称为宏观经济三大政策。按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的解释：“所谓宏观经济政策，是指影响整体经济表现的政府政策，它不同于那些旨在影响某种产品或服务市场的政策。”其中，“货币政策是指那些决定国家货币供给的政策”。对于稍有宏观经济学知识的人来说，这都属于常识，也是政策讨论的基础和前提。为什么要“货币政策从紧”？是因为货币信贷总量增长太快，银行体系流动性泛滥，通货膨胀风险加大。央行拧紧资金阀门收紧银根，才能完成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

    央行收紧银根，必然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影响甚至冲击，这本来就是货币政策应有的作用；央行拧紧资金阀门，实体经济毫无反应，只能证明货币政策的失效。一种对货币政策从紧的误读和错解是：“收紧银根是为了给经济降火，但如果降了实体经济之火则是得不偿失。”因为银行压缩信贷，会让原本信用基础薄弱的中小企业融资难度加大，“紧缩政策很可能造成一竹竿打死一船人的情况，这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绝非幸事”。

    要求调整宏观经济变量的货币政策，去解决结构的、体制的问题，是几近荒诞的逻辑。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是银行体制缺陷造成的；央行“放水”也许可以一时缓解矛盾，但对整体经济的损害更大，如果因此而刺激通货膨胀，那才是真正的得不偿失。其实，这样的误读和错解也与实际不符。据报道，一家股份制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称：“在明年银行可放贷额度收缩的情况下，银行对贷款客户的选择倾向于‘优中选优’……虽然给中小企业贷款风险比较高，但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议价能力比较高，可以上浮贷款利率，而且同样贷款分散放给不同的中小企业，也有利于分散风险。”

    由此看来，货币政策从紧未必一定使中小企业融资更难，甚至有可能对银行内部产生改革的压力。所谓“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伤及无辜”既不合货币政策的逻辑，也缺乏足够的事实根据。

    类似对货币政策从紧的误读和错解，现时在媒体上并不少见。比如，以1988年和1993年的两次货币从紧为例，指紧缩“过犹不及”造成后来的通货紧缩和银行坏账。这完全是倒因为果———正是由于之前发烧般的经济过热、银行胡乱放贷、通胀几近失控，货币政策又未能及时应对，才造成经济在“大起”之后“大落”！又比如，指责央行采用严控信贷规模等行政手段。这完全是脱离现实———在利率未实现市场化的前提下，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经济杠杆未必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要求央行完全放弃行政手段岂不是“自废武功”？

    无论是误读，还是错解，未必能扭转货币政策从紧的大方向。但可以肯定，这种弥漫着抵触情绪的议论，或多或少都不利于防过热、防通胀的宏观调控措施落实。更重要的是，这种似是而非的议论，一旦影响到地方政府官员以及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者的决策，其后果恐怕只能用“遗害无穷”来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