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和打工妹勾手指

当年很拉风的手提录音机，青年们无论走到哪，都提着它。

由于产品远销北美，工厂订单甚多。工厂规定每个工人每天都要加班，星期日也不能休息。长时间连续超时加班让不少女工病倒了，大家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

令人愤怒的是，厂方还无端到女工宿舍非法搜查。当年23岁的蛇口工业区团委副书记端木默回忆说，厂方还对部分女工搜身，这让姑娘们感到屈辱。

幸好工业区党委站在女工一边。当时的工业区总指挥袁庚听说凯达厂的女工没有热水洗澡后就从香港赶过来，同副指挥刘清林到宿舍去看望工人。他安慰工人，答应三天内一定解决她们的困难。

临走，袁庚伸出小手指说：“你们信不信我的话？要不要勾手指？”凯达打工妹们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她们也伸出小手指，说：“我们相信！”

事实上，当时工业区的领导者的确值得女工们信任。

奉命去凯达组建工会的端木默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郑艳萍停工事件”。当时的郑艳萍不仅在工厂工作出色，还是工业区的团骨干和文艺骨干。端木默说：“当去工厂派发登记表时，没有一个女工敢伸手接表。工头对我更是虎视眈眈。”

但下了班后，姐妹们会找她哭诉。1983年5月，因接的订单太多，凯达厂强迫工人超时加班，有时工人们要干到凌晨三四时甚至6时。许多人累得昏倒在地，工人发病率急剧上升。

端木默通知团员骨干下班后参加第一届工业区团代会。郑艳萍因参加这次团代会没有加班而被厂方停工，理由是“拒绝加班”。

端木默把情况向工业区领导上报，报告最后送到袁庚的手里。袁庚在报告上批示：“加班应自愿原则，要找资方严肃讲清楚，不准他们胡来。”根据袁庚的批示，端木默深入女工宿舍调查了一个多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由于蛇口工业区党委、区工会及深圳市总工会和劳动等部门的密切配合，凯达厂方被迫给郑艳萍复工，补发停工期间的工资，工人加班自愿，每天加班时间控制在两小时以内。